【南方日報】筆從溪碧來——源自“總理金筆”的紅色往事與初心叩問

發布單位:人員機構 [2019-08-13 00:00:00] 打印此信息

曆史並不是書架上一排排的故紙。當人們按圖索骥,重新揭開物證背後塵封多年的鮮活故事,那些精彩紛呈、驚心動魄的細節又將再次躍然眼前。

南昌城頭硝煙彌漫的1927年,距今已過去整整92個春秋。記者卻從汕尾陸豐的溪碧村獲悉:一支據稱當年周恩來用過的金筆,竟穿越時光,重現在世人面前。一個個撲朔迷離的疑團也隨之展開:它究竟是不是周總理用過的金筆?它爲何流落到粵東山邊小村?背後又有怎樣的傳奇故事?

《南方日報》、《南方》雜志聯合采訪組曆時一個月有余、行程數千公裏,重磅推出《筆從溪碧來》特別報道,撥開曆史迷霧,見證如金初心。

采寫:《南方日報》、《南方》雜志聯合采訪組

蔣玉楊逸李夢醒林若川林琳

攝影:陳廣騰盧志科戎明邁

策劃統籌:陳廣騰陳志孫國英戎明邁

求證緣起

姐夫贈筆竟是南昌起義紅色文物?

“舅啊,1964年我爸賀你上大學的那支金筆還在吧?那是周總理送的金筆啊!”不久前,從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社委崗位退休多年的黃峨意外地接到外甥的電話。

“在啊。”黃峨肯定地回答。是的,姐夫陳金松贈送的那支筆一直都在,帶著感恩、帶著傳承,也帶著待破解的疑問。

黃峨(左)拿著金筆與陳金松一起回憶當年的故事。

黃峨的老家在廣東省陸豐市金廂鎮望堯村,是一個並不富足的海邊漁村。黃峨已經記不清,在物資匮乏的年代裏,姐夫一家的接濟,讓家裏安然度過了多少個無米下鍋的酷暑寒冬。

有一年,年關將近,家中過節的糧食還沒著落。大年廿九那天,姐夫挑著番薯和大米出現了。他在望堯村村口停住了腳步,只托村人請丈母娘去“接糧”。原來,按照潮汕風俗,大年廿四之後,女兒女婿是不能到外家的,否則會被視爲不吉利。而姐夫在年關給予的一飯之恩、一擔之食,讓黃峨一直銘記于心。

1964年孟秋,黄峨准备出发去暨南大學读书前,他先走了10公里路到姐姐家道别。姐姐和姐夫一直对这位有出息的大弟引以为豪。姐夫双手拿着一支关勒铭钢笔,来到黄峨面前微笑着说:“给你。”

姐夫贈送的金筆,在風華正茂的黃峨心裏已然重若千鈞。但他沒有想到的是,這支金筆要等到55個春秋之後,才向他展示自己另一重沈甸甸的分量!

這支滿載感恩的金筆,到了“筆杆子”黃峨手裏,寫出了宏大巍峨的長卷。黃峨曾長期參與和主持《南方日報》的批評報道和內參工作。在他擔任讀者來信部主任期間,《南方日報》的輿論監督創造了一段輝煌。熟悉他的人都清楚,黃峨在其中的擔當作爲源自于他的黨性和人民性——金剛怒目背後是菩薩心腸。

值得一提的是,尼克松訪問廣州期間,黃峨還作爲南方日報政文記者面對面采訪周總理、尼克松。“要是那時知道姐夫給的那支筆原是總理所贈,我肯定會設法向他求證。”他笑著說。

帶著對時光的敬畏和感慨,7月9日,記者在南方書畫院看到了這支筆。它筆尖依然金亮,輕輕抹去筆尖上留下的墨水痕迹,可以清楚地看到兩行刻字:上面一行刻有“關勒銘”三個字,下面一行則刻著“5成赤金”的字樣,字體自左向右排列,規整精致。筆身通體翡翠色,經過歲月打磨,更顯得雅致樸實,可惜筆帽因年久腐蝕損壞了。

誰承想,這支親證過黃峨與姐夫真摯情感的金筆,竟然可能是南昌起義前後周恩來的貼身用筆?周恩來爲什麽將自己的貼身金筆留在溪碧這個山邊小村?爲什麽明知是總理所贈,姐夫陳金松卻從未對任何人說起?

帶著這些疑問,記者一行奔赴陸豐,揭開了一段在曆史煙雲中的溪碧紅色往事。

紅色往事

槍聲從南昌打響,紅旗來到海陸豐

入門認溪碧,循流識深源。

走進溪碧村,未見溪水,卻見一山碧色,草木繁盛、白鹭悠飛。整個村子靜谧得讓人無法相信,這裏曾發生過那樣驚心動魄的往事……

時間回撥至92年前的盛夏,八一南昌起義後,起義軍按原定計劃分批離開南昌,南下廣東,希望恢複和發展廣東革命根據地。部隊在經曆會昌、湯坑及三河壩等大大小小數次激戰後,傷病相繼、減員嚴重。時任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的周恩來身患瘧疾,情況凶險。

历史走到了一个风云变幻、危急存亡的关口。1927年10月3日,起义军主力在广东普宁召开流沙會議。周恩来发着高烧主持會議,果断作出了“丢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帜,搞土地革命,武装人员撤往海陆丰,与当地武装结合”等重大决定。

會議刚结束,起义军就在普宁的乌石地方遭遇陈济棠和徐景唐的联合伏击,跟随前委的机关和部队被敌人压在一个四面皆山的盆地里。危急关头,周恩来虽然抱病在身,仍从容地与贺龙、叶挺等同志一起指挥部队迎敌,身先士卒,指挥部队突围。一场恶战,起义军领导机关和部队虽然被打散、损失严重,但都突出了重围,部队余部高举义旗,向海陆丰挺进。

此時的海陸豐農民運動正風生水起:海陸豐地委成立不久,廣東省第二次農民代表大會剛剛召開,“農民運動大王”彭湃所著《海豐農民運動報告》已經陸續連載面世,東江農民運動的成功經驗已經通過農講所的課堂陸續點燃各地農運星火……

時任中共南塘區委書記黃秀文的回憶文章裏說,當時接到周恩來、葉挺等首長要來陸豐的消息,暗下決心:“就是粉身碎骨,也要保住首長的安全!”

槍聲從南昌打響,紅旗來到了海陸豐!曆史的河流蜿蜒曲折,金筆故事的發生地——汕尾陸豐市橋沖鎮溪碧村走到了曆史的幕前。溪碧村黨支部提供的資料顯示,1927年10月17日至21日,周恩來在當時中共陸豐縣委宣傳部部長陳谷荪的陪同下,從黃厝寮來到溪碧村,一邊治病,一邊堅持考察和指導當地農會工作。

记者在溪碧村走访两天,从当地村民和村干部的口中、从当地党史部门历年收集到的史实资料里,看到了一段鲜活火热、刻骨铭心的紅色往事。

陳水珠是各種講述和文字材料裏出現最多的名字。他是溪碧村一位農會積極分子,人稱“水珠叔”。當時,水珠叔有一間新屋建在村後。陳谷荪覺得這屋子幽靜,便向水珠叔借房子。住的問題解決了,水珠叔又設法請到一位遠近聞名的老中醫盧闊爲周恩來看病。經過三四天的精心診治,病情就有明顯好轉。

溪碧村與周恩來渡海前最後的落腳點黃厝寮,只隔著一重山——當地人叫瑣城嶺。當年,周恩來病情好轉後,便由水珠叔和溪碧村赤衛隊員陳媽家(黃峨姐夫陳金松的父親)護送上瑣城嶺,由黃秀文接回黃厝寮等待過海渡船。

溪碧村支書陳發生搜集的資料顯示,瑣城嶺臨別時,周恩來爲感謝溪碧村水珠叔和赤衛隊員幾天來的悉心照顧,把自己帶在身上的關勒銘金筆送給陳媽家留念。至此,這支在當時十分名貴的關勒銘五成赤金筆就不同尋常地留在了溪碧這個山邊小村。

不言之言

溪碧潺潺永記不朽“水珠叔”

黨史記載,1927年10月23日晚,周恩來等一行乘坐從海豐雇用的一葉扁舟,從金廂洲渚村海邊出發,次日安全抵達香港。

周恩來在海陸豐短短數日,在病中仍堅持指導農會工作,給當地農會帶來了強大的思想武器和精神力量。有史可查的是,送走周恩來之後,溪碧村在張厝村再樹農工會,擴展了農民自衛隊,掀起了革命熱潮。熱血青年群衆踴躍參加,聲勢浩大。後來,溪碧村自衛隊員還曾經多次參加碣石城、陸豐、博美、潭頭、八萬等地的戰鬥。就在周恩來渡海後的短短半月之內,中國第一個紅色蘇維埃政權在海陸豐成立了。

曆史塵封,故事久遠,往事不言而自言。黨史記載,水珠叔在周恩來渡海後的第二年慘遭殺害。那支帶著紅色印記的金筆則被陳媽家小心翼翼地藏了起來,從來不敢向人說起。據家裏人回憶,陳媽家老人在將筆轉交給兒子陳金松的時候,也三緘其口,不曾透露更多細節。

直到今年清明節,兒孫回鄉祭祖期間,現年84歲的陳金松對已經讀大學的孫女說:“當年你舅公上學的時候,我把周總理的金筆送給他了。現在你上大學,我就沒有什麽送給你了。”老人心裏有意無意地埋藏了幾十年的金筆的秘密,這才在閑聊中被家人得知。

周總理在溪碧村治病和指導農會工作的紅色故事早已經得到黨史部門的確認,湖東、南塘、橋沖、金廂等鎮,都有相應的史料挖掘和整理。其中,周恩來在南塘送出的一條毛毯、在金廂送出的一個鐵皮保險箱,已經得到當地的重視和保護,如今正靜靜地躺在當地的紅色文化展館裏,訴說著當年的紅色故事。

溪碧村的紅色往事,厚重丰满。然而,网上资料显示,关勒铭金笔厂于1928年在上海创办——1928年的工厂如何生产出1927年的金笔?同时,金笔尖上自左向右的书写顺序和简化的“关”字,也令人心生疑窦。

去哪裏尋找當年故事的佐證?于是,記者的目光齊齊注視向筆尖上的“關勒銘”三個字。

于是,又一程探尋隨之展開。下一站,上海。

“英雄”慧眼

老行尊破譯“溪碧金筆”密碼

黃浦江水默默無言,盡閱百年繁華,盡洗前塵滄桑。懷揣疑雲重重的“關勒銘”金筆,記者連續幾天奔走在上海灘,踏上又一程曆史深處的叩問。

上海之行,不僅爲了解開圍繞在這支金筆身上的疑團,更爲了追尋那閃閃發亮的歲月裏永遠不能忘卻的記憶——從海陸豐轉戰上海,正暗合了1927—1928年間周恩來、劉伯承、彭湃等革命先輩的革命軌迹。令記者格外振奮的是,這一行也很可能是“溪碧金筆”近百年之後的重回上海之行。

新中國成立前,關勒銘金筆曾在國內銷路暢通,名噪一時。它是由廣東開平人關崇昌創立的關勒銘金筆廠生産的,他本人也成爲我國制造自來水金筆的第一人。1956年,關勒銘金筆廠並入了英雄金筆廠。

在上海,記者訪問了金筆收藏家和鑒定人畢慎中,在他收藏的關勒銘金筆說明書裏,得到了一個重要信息:關勒銘金筆廠開辦于1927年。

帶著這個消息,記者一行又走進了上海英雄金筆廠,見到了廠裏89歲高齡的“老法師”劉康定。他給記者們提供了關鍵的佐證。拿到這支存疑的金筆,劉康定取出隨身攜帶的袖珍放大鏡,端詳片刻就脫口而出:“這支筆是金筆!五成金!”

劉康定說上海話,記者從身旁人的翻譯裏,逐字逐句記下了他的話:“紅軍有三支筆最常用:一支是金星,一支是華孚,一支是關勒銘。而其中一個型號就是這一支。”

“這筆身在當時是很貴重的。”劉康定一字一句地說:“它完全有可能在1927年出現在周恩來身上。”

原來,當時在鋼筆廠建廠前,往往以作坊的形式生産,適銷對路後才注冊成立工廠。因此,1927年建廠的關勒銘,應該此前就有金筆面世。

“筆尖的字從中國開始生産鋼筆都有自左向右寫的。”而面對“關”字是簡體字的疑問,老先生也十分肯定:“這個肯定是解放前的筆。”

劉康定的話後來得到了證明。記者在龍華烈士紀念館裏保存的一份寫于1921年6月的《中國共産黨宣言》等文稿裏都找到了非常明顯的“繁簡兼用”情況——解放前很多簡體字已經在民間使用開來。

疑雲漸漸散去,金筆熠熠生輝。從南昌八一槍響到紅旗來到陸豐,長途行軍,周恩來不太可能另外得到一支在當時如此名貴的金筆,那麽最合理的推論就是:這支筆曾經陪著周恩來經曆過92年前的南昌城頭硝煙!

南昌城頭的英雄壯舉、溪碧村後的艱難凶險以及陳媽家、陳水珠的身影層層疊疊地浮現在記者眼前,曆史竟如此鮮活。

關山重重

鈎沈“關勒銘”的紅色歲月

關山重重,从南昌硝烟到三河坝枪声,再到流沙會議的抉择,到琐城岭上的惜别,山重水复,金子一般的初心灼灼闪耀。

聽了記者追尋來的這些初心往事,劉康定老先生笑笑說:“我給你們講個故事吧!”

原來,新中國成立前關勒銘廠有一位地下工作者,以關勒銘廠的職務爲掩護,在上海開展敵後工作。“新中國成立後,這個人就去了中央,與周總理一同工作。後來,他還去了莫斯科做外交工作。這個人叫劉曉。”

幾句話打開了另一重曆史大門。

2018年4月3日,在新民網發表的新聞通訊《傳承紅色基因|“老板”久據敵腹書記屢建奇功》裏提到:“1937年5月後,劉曉重回上海,負責恢複重建上海黨組織。當時,劉曉任中共中央上海局書記,而公開身份是關勒銘金筆廠經理兼董事。”

根據劉曉的簡曆顯示,1927年他在上海,參加了上海工人武裝起義;而周恩來正是上海工人武裝起義的主要領導者。周恩來、劉曉與關勒銘金筆廠是否在1927年的上海早有深度聯系,記者沒有找到確切的線索,但關勒銘金筆廠曾經傳承的紅色基因卻毋庸置疑。

攜梅而來,卻見梅林十裏、梅花盛開。“溪碧金筆”掀開了曆史的幕布,喚醒了千裏之外的初心往事。

如果曆史一如今日推測,從南昌到陸豐溪碧村,從溪碧再到廣州、上海,這支筆于冥冥之中跟隨幾代人輾轉了半個中國、近一個世紀。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如火如荼展開的當下,這支金筆的悄然現身,帶來了穿越時光的初心震撼和動人心魄的靈魂交響!

溪碧、關勒銘、英雄廠……紅色的故事還在延續,金筆猶在,初心永存!

原文鏈接:http://epaper.southcn.com/nfdaily/html/2019-08/12/content_7816017.htm

(2019-8-12)

責編:蘇運生